纵论国际传播之道，中国故事如何“出圈出海”？******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记者 阚枫 袁秀月)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一周之后，一场云集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相关负责人的研讨会在中新社举办，议题即为国际传播。
新时代，中国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如何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海外华媒如何当好中国故事“译者”和“传者”？这场大咖云集的会议，纵论国际传播之道，共话中国故事出海之路。
大局和大势
——新时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22年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意义深远、全球瞩目，是中国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绝佳契机。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总书记的贺信让中新社全体干部职工、海外侨社、华文媒体以及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不懈奋斗的广大同志们倍感温暖振奋，倍受鼓舞。
陈陆军表示，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中新社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这个要求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体现出大国的智慧与担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稳定繁荣也需要中国。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不同文明相处和发展的正道。民相亲，民心相通，不断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中新社作为一家致力于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体机构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 李太源 摄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勇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窗口，是开展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也是检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竞技场。
张勇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互联网媒体人，大家要有看透世界变化大局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眼界，更要有勇立变革潮头、担当责任使命的胆识。他强调，要占领主阵地，打好主场仗，壮大主流舆论，彰显中国价值；要围绕关切点，做大共情点，提高报道亲和力，增强传播实效性；要增强创新力，提升竞争力，深化媒体融合，拓宽出海渠道。
破壁和破局
——如何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前，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渠道与触达方式，国际传播进入以互联网为主平台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如何突破“壁垒高墙”，如何“破局求变”，讲好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成为重要课题。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关键在做好上游内容和下游渠道。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在内容生产建设上存在短板，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也缺乏自己的平台，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看来，向谁传播非常重要。他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西方舆论不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国际舆论已不再是西方的舆论。在国际传播中，还应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以及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强调了话语方式的创新。他认为，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发布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的表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的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认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要把传播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共情和共融
——国际传播实践探索哪些新路径？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都带来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对于国际传播来说同样如此，在媒体融合大趋势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不断创新对外传播实践，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可行路径。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从“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的奋斗故事中、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
在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看来，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要快速准确抢占话语阐释权，力图把所有的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从受众出发，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让外国人讲，让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普通人，寻找共同的关注点，达到“我要说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在分享中表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互动力在微博得到完美结合。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带动用户参与讨论，也为正能量在平台的传播发酵赋能。
谈及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会采取动画、短视频、图文并茂等多种手段，降低用户获取和解读新闻的门槛，让重大事件和政策更好向下透传，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桥梁和纽带
——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传播”？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遍布全球的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国故事“出海”的重要生力军，面对媒体变革新动向和国际舆论新环境，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翻译”、“再传播”？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认为，当前，海外华人已经无缝对接国内新闻渠道，华媒应重点在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方面重点发力。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华媒要生存发展，公信力十分重要，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的原则，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提高国际传播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且越发重要，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接受度高、敏感度强，在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获得了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
谈及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他还表示，我们秉持礼让谦和、避免冲突的原则，但是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不仅造福着中国人民，更造福着世界人民。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变到“一起讲”，从讲历史向讲现代和讲未来叠加。她还特别提到，要十分看重华裔新生代的教育和培养，让他们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谈及中华文化的传播，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而海外华文媒体记录的不仅是华人华侨的故事，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谈及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均表示，将致力于把这次重大报道作为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的重大契机。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介绍，将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完)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别样的散文，不一样的“文化中国” ——从2023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看当下散文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今天散文的魅力取决于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叙述什么样的“文化中国”和怎样叙述“文化中国”。这决定了散文创作的气象，也左右了散文创作的趋势。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海外版）》是月度散文选刊。以2023年第1期杂志为例，我们可以管窥当下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和格局。 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叙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所提到的“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在讲述方法层面上来考虑中国故事的讲述，而是要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叙述格局来讲述中国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谈到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其背后有一个讲述西方故事的参照系。不仅如此，人们惯于在中西故事的等级关系之中去选择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因此，从根本上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论层面的话题，而是如何处理中西“故事”关系的问题。本期《散文（海外版）》的几篇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它们深入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找寻“文化中国”，体现了散文家叙述“文化中国”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胡学文的《拴在年上的记忆》所叙写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春节生活。与很多写春节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它所写的不是图腾式的春节，也不是仪式化的春节，而是深入中国人骨髓深处的日常化的春节。胡学文表面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叙写春节的程式、美食等，而作品内在内容写的是深入中国人血肉之中的日常伦理与情怀，勾画出亲情至上的文化根脉。《拴在年上的记忆》讲述春节特有的“味道”。周缶工的《老屋衣马》所写的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历史与日常。老屋是老旧中国的缩影，老屋里的芸芸众生乃是中华儿女。《老屋衣马》并没有酸腐气，而是充满了可爱，充盈着怡然自得的纲常与伦理。 《拴在年上的记忆》与《老屋衣马》这两篇散文的“新奇”在于，他们客观还原“老中国”的方式，不是夸张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贴近历史的、烟火气的，它力求写出一个“客观的中国”。这里的“客观的中国”并不符合某种先验的观点，而是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展现其历史的自洽性。所以，两位作者在叙写春节、老屋这样的常规题材时，才能如此心平气和、娓娓道来。 其实，两篇散文能如此平静地“叙述中国”，自然是参照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标准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图腾式、仪式化地叙述中国的方式，是由其所参照的西方预设的文化等级所决定的。以西方现代性为视角来叙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则充满了猎奇，甚至夸张与扭曲，行文之时难免有剑拔弩张之气，自然就难以心平气和地叙述。叙事思维的调整，不仅能让散文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呈现出豁达、自然的气象，更重要的是，散文所观照的人和事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穆欣欣的《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体现了这种转化的趋势。《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在很多读者眼里，她笨拙的言行与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那样充满喜剧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是人们习惯性地从高处出发来审视刘姥姥。然而，如果贴近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尤其贴近老百姓“过日子”的人生伦常来看待刘姥姥，我们就会发现刘姥姥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韧、宽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 段爱松的《斑斓捕梦人——我与外国文学之缘》的思路与《把日子往前过才是幸福——红楼人物刘姥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所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中外文学关系。说起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习见的叙述是讲述中国作家如何受到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然而，这篇散文的叙述思路却与众不同，它以中外文学经典之间的“互通”与“互鉴”作为叙述的思路，仔细地叙述了《红楼梦》与《浮士德》之间的“互鉴”之处。同时，它也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柳永的《雨霖铃·秋别》、温庭筠的《菩萨蛮·雨晴夜合玲珑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间找到“互通性”。 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 描写山水田园是中国散文固有之重要领域，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令人称道的优秀篇章。此类散文借景抒情，以景、物甚至山水田园寄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理想。这样的写物抒情方式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们和中国传统审美观相联系。中国早期的比德、畅神审美意识，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下散文创作仍注重表现比德的审美意识和畅神的审美理想，这也是表现“文化中国”的主要方式。 马晓燕的《在花朵中念与痛》以比德的审美意识来表现当代人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马晓燕以槐花来表现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以玉兰来体现不流于世俗的价值追求，以牵牛花来表现对于淳朴心灵的向往。黄丹丹的《我的植物故交》在更为深邃的哲思层面来建立“物”同“人”的关系。文章通过对蓼、雪见草、马泡秧子、狗尾草、三棱草、野苋菜、美人蕉、凤仙花、矢车菊、六道木等植物的细心观察，对植物物性进行不厌其烦的书写，无非是要恢复人类认知植物的各种能力，重新找回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和植物本来就是共同享受自然界的阳光与雨露，只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相远离，人与自然相阻隔。黄丹丹从植物与人的关系入手，期望重建人和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以物观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的确立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我相连、物我一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宝贵的价值观念，尤其在物质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了避免功利主义给人带来伤害，重新回归“天人合一”价值观，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天人合一”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从“物”与“人”的系统性关系出发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物”为中心，或者简单地以“人”为中心。葛小明的《大树独立街头》以几棵树的命运为参照对象，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小区栾树出油，业主要求物业一砍了事，但没有想到夏天无荫可憩息的烦恼。人们只想到大树患病，粗暴治理，没想到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葛小明以物及人，言明人同树木，是一棵行走的大树。大树离开自己的生态系统难以存活。人类又何尝不是生存在生态系统之中呢？ 虽然皈依于传统审美意识和传统的观物之审美方式，能写出令人沉醉的散文作品，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如何在当下语境中去扩展传统审美意识，给传统审美意识注入当下性，也值得散文家深思。谢宗玉的《江南江北，尽是潇湘意象》可谓是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潇湘八景”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美学旨趣。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复原，“潇湘八景”令人流连忘返。然而，作者的笔触不是去歌颂“潇湘八景”的审美旨趣，而是格外冷静地剖析了“潇湘八景”形成与流变的历史原因，指出“潇湘八景”实际上包含了消极甚至病态的审美心理。于是，作者发出呼吁，要开文化新路，避免文化陷阱，不要盲目“鼓吹那些旧意象”。叶青的《一座山何以成名》也是从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与一般作品在书写名山大川的时候不加思考地膜拜名山大川的文化传说与掌故不同，《一座山何以成名》的可贵之处在于科学、理智地看待麻姑山成名的原因：自然造化与历史赋予。《一座山何以成名》告诉我们，名山大川文化的沉淀当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传统，但是，尊重、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有科学分析的过程。 书写亲情又不止步于表现亲情 人们常说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中国人格外重视家庭伦理，形成了尊亲爱幼的传统美德。因此，叙写父辈与子辈之关系是散文创作亘古未变的主题。这一类主题既包括书写晚辈对于父爱母爱的赞扬，也有舐犊情深的流露。然而，要写出新意，难度自然很大。本期《散文（海外版）》在亲情书写上也有探索：书写亲情但是又不止步于亲情。探索的路径概而言之有两种。一是以沈念的《长路和短句》、江子的《燃爆记》、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为代表，着重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叙述“父”与“子”的关系与情感；二是以任芙康的《父亲》、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王韵的《夜苍茫》为代表，着重从“横向”的角度书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长路和短句》刻画了一位乡村干部致力于改造乡村的简史。父亲年轻时致力于“移山”，为乡村增加耕地面积，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山”。后来父亲出任村支书，以“诡计”引来县委书记走山寨的烂泥路，为山寨争取到了修路资金。如果是仅如此记述一位乡村干部的历史，显然没有多大价值。作者巧妙地插入儿子“他”的视角，从父与子的关系中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史，作为《长路与短句》的内在叙述线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江子的《燃爆记》似乎只是写个人的家庭小事，刻画了一位吝啬、脾气暴躁、不讲感情的母亲形象。《燃爆记》的价值在于，它把母子关系置于历史流变宏阔的背景中去思考。在城市禁止燃放爆竹的时代，母亲为了给儿子一家出行祈求平安，执意燃放鞭炮，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然而，这是她难得释放对子女、家庭的情感的机会。时代巨变之中的“不合时宜”，虽然不具备历史价值，但是具备宝贵的伦理价值。这是《燃爆记》要表达的主旨。田鑫的《河流的几种形式》表面上写祖父与姑姑、叔叔，父亲与“我”之间的亲情与羁绊。实质上所写的是在祖孙三代的时光流变之中的亲子之情。作者在叙述之中以回溯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对于“根”的回望。 上述几篇散文侧重在历史纵向关系中书写亲情，避免了平面叙述的诟病。除了在纵向上开掘之外，这期《散文（海外版）》还有一些散文注重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去扩展亲情的书写内涵。“父”与“子”不再是书写父辈形象的载体，而是观察社会、洞悉人心的一种方式。任芙康的《父亲》表面上是围绕父亲和“我”之间关系来书写父子情。父子情固然是文章要表现的内容，但是，以“我”之眼，书写一位与他人交往中体现出品行高洁、“雍容”的父亲人生过往，才是《父亲》的本意。冯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不是简单地歌颂父亲，而是以父与子之间的“朋友”关系为纽带，既书写了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也刻画了一位私德上的孝子、工作上敬业的父亲形象。《父亲》《多年父子成朋友》不再拘囿于父子之间，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刻画“父亲”的形象。王韵的《夜苍茫》是倾向私人情感的书写。二姨让独子学平参军，儿子参军后，她非常思念儿子。儿子学平也是非常思念母亲，除夕之夜冒着风雪步行二十多公里去县城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由于思亲心切，学平渐渐神志不清。后来全靠二姨独自一人照料。然而，文章还不是简单的“母”与“子”之间的深情书写。这样的私人情感在作品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文章有机地融合了“我”的情感。“我”和学平相约，隐瞒除夕雪夜步行打电话的一事，以免增加二姨的内疚之情。文章在这里把单向度的母子之间的私人情感书写，横向迁移至社会关系之上，使二姨与学平之间的感情溢出了家庭内部，构成了一部由爱环绕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是《夜茫茫》感人之处，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体，散文创作要突破、要创新实属不易。不过，从《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期的作品来看，散文家们在顺应时代之变、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创新上，还是很有成绩的。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14版） 天空彩票app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