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开起“议事会”：“村BA”火了，下一步咋干？******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村里开起“议事会”：“村BA”火了，下一步咋干？

　　新华社贵阳11月25日电题：村里开起“议事会”：“村BA”火了，下一步咋干？

　　新华社记者蒋成

　　“希望‘村BA’能实实在在地带动村子发展”“能不能开好赛事，同时也做点青年培训”……初冬时节，天气转寒，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村委会会议室里的讨论气氛却非常热烈。

　　11月16日一大早，台盘村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贵州省委宣讲团。上午10点，宣讲会准时开始，20多位村民代表和宣讲团成员面对面直接交流。

　　会议室外的村委会大院，围着一处宽阔的篮球场。“现场亲眼看过‘村BA’的球场，火热的篮球征战场面还历历在目啊。”贵州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以此为话头开场。

　　台盘村是一个苗族村寨，全村272户1186人，92%是苗族。今年夏天，由当地村民举办的乡村篮球赛由于观众氛围异常火热，引起网络关注，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村BA”。

　　“2020年，台盘村71户294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今，台盘村又迈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步伐。我们今天就一起从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找一找咱村未来发展的‘指南针’。”谢念结合入村所见，将报告中与台盘村息息相关的内容进行了逐条阐释，“‘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报告里这些重要部署，就是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发展的新思路、新契机！”

　　村民们听得聚精会神，而当宣讲团讲到“如何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台盘村”时，大家讨论的热情高涨。

　　今年38岁的村民岑江龙是台盘村篮球协会会长，也是乡村篮球赛的组织者之一。听了宣讲，岑江龙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村有浓厚的体育文化，这些年一直举办乡村篮球赛，下一步咱们怎么能把体育做成突破口让村子富起来？”

　　针对这个问题，一同前来宣讲的台江县委书记陈震接过话茬。他说，近些年，台盘村依托乡土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加强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是一条很好的路子。现在台盘村的“村BA”就是一块好招牌，今后台盘村可以继续办好篮球赛事，发展休闲旅游，也可以探索青少年篮球研学、培训等，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产业发展，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感受到交流的坦诚氛围，60岁的村民李正奎也讲出自己的担忧和期盼。“村BA”火起来以后，游客一下子增加了，但村里还没有像样的民宿、宾馆，基础设施也不健全。李正奎说：“希望‘村BA’能实实在在地带动村子发展，把绿化、亮化搞一搞，开几家具有咱们苗族风情的民宿，让游客有个休息的地方。”

　　在篮球场附近开饭店的杨斌也有自己的盘算。今年七八月份举办“村BA”的那段时间，杨斌店里的生意非常好，但是比赛结束后就没了客人。“现在一年到头只能做两个月的热闹生意，比赛能不能长期办？这样我们开饭店也有固定客源。”杨斌说。

　　对村民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宣讲团成员和当地干部仔细记录，逐一进行解答。

　　“比赛火热起来以后，有很多问题应该提上日程。党的二十大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县里给我们村定了发展的方向，就是全力打造以‘村BA’为核心的农文旅体融合示范区，让和美乡村的目标更加清晰。”台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德说。

　　对村民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宣讲中也给予了回应。“比赛火爆也暴露出球场观众席、卫生间、停车场等不足的短板。咱台盘村先后召开4次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根据村民意见，篮球场基本保持原味呈现，只在安全性、舒适性上做了加法。”张德边说边打开手边的工作手册，把下一步争取申办贵州省乡村篮球赛决赛，以及村里将发展枇杷、金秋梨、黄牛等产业的计划等向村民代表和盘托出。

　　他认真细致的回答换来在场村民的频频点头和阵阵掌声。近两个小时的宣讲会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一些村民不愿离去，继续与村干部畅谈着台盘村的未来。

　　临近中午，天气更晴，球场上洒满阳光。从村委会会议室望出去，刚改扩建完成的“村BA”篮球场面貌焕然一新，更衣室、卫生间、沐浴室、会客间一应俱全……这一切仿佛正在等待着一场规模更加盛大的赛事到来。(新华网)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