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标超低价保时捷下单后须交付吗？专家解读******

　　错标超低价保时捷下单后须交付吗

　　专家解读“乌龙”订单纠纷解决之道

　　□ 本报记者 陈磊 孙天骄

　　1月30日，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保时捷中心上线一辆轿车，标价12.4万元，引发大量消费者订购。截至当天晚上，该销售链接共有近600个预订单。随后，保时捷下架了这辆车并退回消费者订金。

　　次日，银川保时捷中心销售端表示，保时捷小程序上架的车辆实际库存为1台，首单用户购买成功后，后面下单的用户会自动判定为无效订单，48小时内退还押金。

　　2月1日，有媒体报道称，银川保时捷中心工作人员称该车没有卖给首个下单的人，而是像其他客户一样，打电话取得谅解。

　　此事引发社会热议。有不少网友评论称，按照诚信原则，商家既然提供了链接且客户下单了，那么就应该交付。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近年来，网络平台卖家错标商品价格(特别是卖家标价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乌龙”订单)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引发诸多纠纷。

　　例如，2020年12月，某知名跨国企业中国官网商店发生错标价格事件，千元商品被标价一两百元，众多消费者涌入购买，商店发现问题后，取消了用户的订单。

　　2021年1月，某知名珠宝商的系统技术人员操作失误，将通过某电商平台销售的商品标价设置为远低于正常售价的价格，消费者购买后却遭该商家起诉。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对于商家错标商品价格现象，可以分两类情况看待：一类是因为工作人员或者营销系统技术故障导致错标商品价格；另一类是商家有意为之。

　　在刘俊海看来，上述两类情况的性质不一样，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如果商家是因为无心之过或技术故障，则首先需向消费者寻求谅解，特别是在消费者误以为价格很低而下单的情况下，给消费者带来不便，需要道歉并作出相应补偿；如果商家是为引流有意为之，消费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则商家需严守契约精神。

　　对于实践中这种价格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乌龙”订单的法律效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告诉记者，判断的关键在于分析商家在网购页面上显示的商品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到底是要约还是仅仅为要约邀请。

　　程科分析称，如果是要约，则消费者一旦下单完成，合同成立；如果是要约邀请，那么消费者的下单行为视为要约，商家依然保留了是否和消费者订立合同的最终决定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立法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购物网页的内容应该构成要约，相对人一旦成功下单，则合同成立。当然，立法者也认为，如果存在特别条款的约定，也仍然有将购物网页认定为要约邀请的可能。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律协消费者权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说，“乌龙”订单，即由于交易一方(卖方)对商品的价格、数量或其行为性质出现重大误解而产生的订单。一旦商家认为与消费者之间构成重大误解，作为商家而言，如果与买方不能协商处理解决，其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买卖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在饶伟看来，就此社会热议事件来说，虽然商家在售价上的意思表示出现重大误解，但是商家小程序上关于车辆上架的行为构成要约，而消费者下单购买并支付款项的行为构成承诺，该买卖行为符合上述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因此在商家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订单从法律上讲是有效的。

　　记者观察发现，“乌龙”订单发生后，许多商家往往选择立即下架商品。

　　对此，程科认为，商家自主下架商品没有问题，除非有证据表明商家有恶意通过低价吸引消费者的价格欺诈行为，否则商家发现“乌龙”订单后，自然可以通过自主下架避免进一步损失。

　　刘俊海同样认为商家可以自主下架“乌龙”订单商品，但需要补偿消费者因此造成的损失，这样更符合公平原则。

　　“问题在于，之前已经成功下单的消费者可否主张商家继续提供商品或服务。”程科说，如果认为购物页面构成要约，则消费者成功下单时合同成立，消费者可以持已经有效的合同主张按“乌龙”价格履行，此时商家无法拒绝，否则将构成违约。

　　“但商家有可能根据民法典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主张撤销合同，合同一旦被撤销，消费者无法再主张按‘乌龙’价格履行。与此同时，只有存在信赖利益损失的情形下，才可以向商家主张该部分损失。”程科说。

　　如果消费者坚持主张商家按“乌龙”价格履行交付义务而商家拒绝，消费者能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饶伟分析称，由前述所知，消费者可以主张商家按照“乌龙”价格履行交付义务，商家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依法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买卖合同。如果商家自买卖合同成立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撤销权，或者虽然在合同成立之日起5年，但未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即消灭，则商家应当依照买卖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及时保留商品信息、付款信息等电子证据，避免在发生纠纷后因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如果买卖合同系因商家过错导致被撤销，作为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饶伟建议。

　　刘俊海提醒，商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商品，应该秉持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担当之心，基于防风险、树品牌、控成本、占市场的基本策略，胸怀对消费者的感恩之心，胸怀对法律的信仰之心，胸怀对风险的敬畏之心，慎独自律，避免错标商品价格的现象发生。

　　“不管出现‘乌龙’价格属于哪一种范畴，实际上都会对企业的商誉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而且会对消费者的幸福感、获得感有一定伤害，影响消费者的体验，所以商家还是要记住一句话，金奖银奖不如消费者夸奖，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口碑，只有自觉地与广大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企业，才是消费者友好型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刘俊海说。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大学生就业地域偏好明显，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和二线经济发达城市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不过这一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想去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呈上升趋势。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比2022届增加82万人。

　　高校毕业生倾向三、四线城市为什么会呈上升趋势？对于超千万的毕业生群体来说，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信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二线城市仍是首选

　　家住河南郑州的刘燕在大学所学专业属于师范类，正在准备参加当地的教师招聘。她说：“肯定还是想优先考一、二线城市。如果没考上，考离家近的三、四线城市也能接受。”

　　“毕业生刚走出大学校门，尽管不能全面理解城市等级和职业生涯的关系，但总能判断出在各类城市就业的长短期收益差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副主任魏国学表示，进入一线城市会面临激烈竞争，薪资水平和生活舒适度方面可能并不友好，但可以预期更高的发展上限和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在跳槽或者失业时的回旋余地更大。毕业生到三、四线城市求职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但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小、制约长期发展空间的局限性。

　　“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做出选择，本质上都是在权衡职业生涯的长短期利弊，并非一线城市吸引力不再。”魏国学坦言。

　　虽然，在三、四线城市就业的意愿增强，但蓝皮书显示，2021年，想去北上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34.1%，想去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39.27%，合计超过70%。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然倾向于“传统”大城市。

　　魏国学分析，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从未停止增长，职场吸引力也在持续增强，加剧了已然激烈的竞争。因此，当毕业生觉得长远的预期收益难以抵消短期竞争带来的损失时，到三、四线城市的意愿就会增强。

　　以家乡为参照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

　　家住济南的赵禾马上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他以家庭所在城市为最低标准进行择业。“除非是公务员外派，不然去别的三、四线城市不如在老家工作。”

　　不愿离开家乡，是不是代表着这届毕业生更加“佛系”？

　　“对毕业生而言，没有比老家城市更熟悉的参照系。”魏国学坦言，毕业生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工作，除了要适应当地环境，还需重构社会网络，在短期可能得独自承担困难及风险，这些事项看起来很微妙，但对个体而言意味着成本，如果就业城市的收益低于家乡城市，远走他乡工作肯定是个亏本的决策，理性的毕业生会尽力避免。

　　魏国学说：“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的难度非常大，主观性很强，部分结论甚至是道听途说，以家乡为参照进行比较是一种理性行为。”

　　选择就业城市并非一锤定音

　　近期，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了2022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高校2022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83%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稳定，并且呈现出扎根西部的趋势。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到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占比为59.52%，上海交通大学赴中西部就业的学生比例也创历史新高。

　　和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一致，蓝皮书也显示出近三年的大学毕业生倾向到三、四线城市就业的趋势。2018年，大学生中想去三、四线城市工作的比例为7.29%，到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1.77%。

　　“有几个关键因素对毕业生影响较大，带动毕业生将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魏国学分析，城市边际发展能力和就业竞争强度此消彼长，一线城市逐步趋于成熟定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释放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同步趋缓，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学历等门槛要求提高，求职竞争日益激烈，三、四线城市虽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较快，利好就业并舒缓竞争。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距离和区位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创造了大量分散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就业岗位，毕业生薪资、机遇、发展空间与一线城市的差别并不明显。”魏国学提醒，到何类城市就业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多次博弈。00后等新生代毕业生择业观更灵活，工作转换频率更快，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不可能快速锁定职业生涯，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就业，也能重返一线城市。

　　(记者 陈鹏 通讯员 鲁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