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70年 | 从47个开始，走向新闻方阵最前排******
2022年是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1952年，新中国刚诞生3年，百废待兴，共和国缔造者们在此时创建了中国新闻社。
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筹备成立中国新闻社，从提出动议到正式成立，历时将近一年。
1951年10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最初提出动议；
1952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这一议题并做出决定；
9月14日，员工队伍初步组建完成；
10月1日，开始对外播发新闻，至今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创建中国新闻社是为了开展海外华侨服务，具体地说，是为了向华侨报刊提供新闻服务。当时海外华侨约1200万，散居在五大洲，其中绝大多数旅居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欧洲。
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诞生开始，华文报刊生生灭灭。到20世纪末，大约出现过数千种规模不等的华文报刊。
194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报纸有97家，其中印度尼西亚28家，缅甸6家，印度2家，泰国7家，越南10家，菲律宾4家，美国12家(日报9家、周报3家)，加拿大4家，夏威夷2家，古巴3家，英国2家，非洲2家。
由于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广大侨民寄人篱下，自叹是“海外孤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孤儿有了娘”。
从47个开始
廖承志最初提出设立中国新闻社的动议，并负责中国新闻社的具体筹备工作。作为革命家的廖承志，多才多艺，是党内优秀的宣传家，有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创始人之一，十分熟悉通讯社的组织架构和运作。
1952年9月14日，是中国新闻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新闻社诞生的纪念日。这一天，44岁的廖承志风华正茂，他来到北新桥三条一号“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的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
▲华侨大学秋中湖畔的廖承志塑像 中新社记者 傅丹丹 摄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社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共有47人，因此廖承志这篇讲话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怎样办好中国新闻社？廖承志在讲话中发出“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他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调子要低一些。
最初播发口语记录新闻
中国新闻社是通讯社，服务对象是海外报纸。当时的发稿手段是通过电台广播记录新闻方式向用户提供新闻稿，报纸编辑记录下来选用。1952年9月22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帮助下，中国新闻社使用“中国新闻广播电台”呼号，以普通话记录新闻形式向国外试播记录新闻稿。
195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新闻社理事会成员33人名单和电台播音时间、频率的消息。
当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这天播发的新闻共有10多篇，约10000字。中国新闻社成立后的第一篇广播新闻稿是：《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
当时每天发稿一半用记录新闻播出，一半用文字印发。开始，记录新闻和文字稿单独印制发行，后来合印为《中国新闻》新闻稿发行。记录新闻是时效性强的报道，文字稿属于通讯和特约稿件。
“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播发口语记录新闻，向香港、雅加达、吉隆坡、加尔各答、仰光、西贡、檀香山和墨尔本八个定点地区广播。三天后，即10月4日起，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香港华文报刊陆续刊登中国新闻社播发的新闻。
调集众多海外华侨报人
1952年12月，中国新闻社正式组成领导班子，确定中新社组织领导人和组织机构：理事会和社务合一制，社长为理事会召集人。首任社长是金仲华。
中国新闻社成立不久，相继调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老新闻工作者；调来一批海外华侨报人，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主笔、总主笔，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社论撰稿人。一家传媒机构调集如此众多的海外华侨报人，这在新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是相当独特的历史现象。
他们熟悉海外华侨的心态，具有丰富的华文报刊工作经验，坚持贯彻“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在实践中形成中新社独特的报道风格，为“中新风格”的形成做出了历史贡献，值得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珍惜与传扬。
▲2019年10月12日上午9时，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70年来，中国新闻社和伟大的祖国一起进步成长，期间经过几次再创业，已经成为在海外华人社会、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文化机构。
70年来，中新社人始终不忘中央建立中新社的初衷，不忘廖承志对中新社的定位要求，创造出在新闻界独树一帜的“中新风格”，走向了新闻方阵的最前排，并伴随时代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在漫长岁月的不同时期，中国新闻社一直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新社人大组记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进行报道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作者：郭招金(中新社原社长)
“反向春运”：阖家团圆就是幸福年****** 【春运进行时】 “明天开始我就不点外卖了。这张小餐桌终于能放一些父母做的美食了！”今年春节前夕，已经在北京工作6年的王冰柯终于如愿让父母答应从老家云南大理来北京过年。帮父母买完机票后，王冰柯就开始打电话约保洁，“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好好收拾过家，过年前要来一次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接父母到来”。 提到春运，在许多人的习惯认知里就是节前集中回乡、节后扎堆返城的人口“大迁徙”。但如今，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像王冰柯父母这样的“反向春运”旅客越来越多。“反向春运”也被称为“反向团圆”，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这一新潮的过年方式，子女可以不用顾忌放假时间、高速拥堵、票价高昂等因素，既可以尽到孝心，又能一家人团圆。 王冰柯告诉记者，作为常年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过年的首选肯定还是回老家。但他家离北京比较远，春节假期掐头去尾在家也待不了几天，回大理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较高，所以今年王冰柯决定让父母来北京一起过年，顺便也可以带父母去北京周边的景点转转。 “就拿机票来说吧，如果我大年二十九或除夕从北京回大理，机票加税费需要2600元，但同时间段从大理飞北京的航班一张票只要不到600元，这样算起来父母两人往返机票加起来还不如我自己的一张单程票贵。”王冰柯表示，另外，春节期间大理的游客非常多，物价也随之上涨，在老家过年真不如在北京过年划算。 某旅行网站发布的2023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是今年“春运”的热门目的地，和常规意义下的热门航线相比，“反向春运”热点航线票价折扣力度非常大，票源也十分充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扩大了非高峰方向票价折扣优惠列车范围，为“反向春运”旅客提供了价格更加低廉的选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指出，“反向春运”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在客观上有春运运输资源倒挂的因素，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换一种过年团聚的方式。在主观上也折射出公众理念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故土难离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在哪里过都是团圆年。 此外，“反向春运”客流的增长，除了观念上的转变外，也和人口构成不无关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赵一新表示，春节的意义在于一家人团圆，上代父母往往养育了多个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共同回到父母身边是团圆的基本模式。但如今独生子女比例很高，这类家庭中不论是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还是父母来到孩子身边，对于团圆本身来说意义相同，所以许多这类家庭对于“回家过年”和“反向春运”都抱着开放的态度。 就交通运输的特性而言，南来北往、满载而归应该是其运力均衡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境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运输部门对“反向春运”机票车票的打折优惠，就是其对乘客积极填补这种运力空档的一种经济引领，假如“反向春运”成为更多旅客的过年选择，受益的将不只是交通运输企业，更可不同程度地提升乘车者出行舒适度。 “平常因为工作忙，和父母的沟通就是打打电话、发发视频，对于父母而言，过年期间的团聚可能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期待。”王冰柯说，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也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大城市，只要能够阖家团圆，就是一个幸福年。 (本报记者 訾谦) 天空彩票app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