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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攻防战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7月10日电 题: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经济攻防战有何启示?

  中新社记者 孟湘君

  数月来,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俄经济虽遭遇困难,却也表现出一定韧性。然而,西方将货币和金融体系武器化的举动,正反噬其自身,并波及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

  复杂因素交织下,俄罗斯和全球经济能否继续承受住难以承受之重?全球能源格局与全球化进程受到哪些冲击?这场危机,又带给世界各国哪些启示?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曲强,莫斯科国立大学大数据存储与分析中心执行主任阿列克谢·别洛希茨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深入解读局势走向。

  别洛希茨基指出,西方误判了俄方韧性,随着国际贸易多元化,主导国际贸易体系的美元以及“美式和平”(“美式和平”是指二战后,西方视野中由美国主导全球经济、地区军事地位的概念)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他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是在为其他国家争取更多主权铺路。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俄罗斯承受制裁之重,卢布强势回归

  曲强:西方国家一直在实施严厉制裁,俄罗斯经济真的崩溃了吗?

  别洛希茨基:在金融服务方面,目前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合作上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仍在继续。由于他们先发起了制裁,现在他们必须找到避开制裁的方法,以继续合作。制裁的最初目标是在一个月内摧毁俄经济支柱,但我们还是承受住了挑战。

  曲强:如何看待俄罗斯遭到金融制裁和外汇储备被冻结的情况?

  别洛希茨基:西方国家实施制裁是想逼我们放弃主权,但他们误判了我们的韧性,没有预想到我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对后果)是早有准备的。我们总会找到新方法来进口必要的东西,出口所拥有的资源。西方在资源、农业、科技等方面,仍依赖于我们。

  邵宇:冻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有法律风险跟法律后果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提到,冻结一个主权国家如俄罗斯的美元外汇储备,看起来是不公平或者不合法的。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主权国家的货币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其他原因被没收,这在整个货币体系包括不同国家的储备安全(方面),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担忧。你不是我的朋友,我就把你的钱扣住,听起来有点像“黑社会”的做法。

  曲强:我认为可能有99%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都作出了误判,西方在制裁一开始时让卢布贬到一文不值,现在又不得不买进。为什么卢布如此坚挺,这一情况会持续多久?

  别洛希茨基:这实际上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最初,卢布与美元或欧元相比确实贬值了,但我们的政府尽一切可能稳定住了卢布和经济,停止了恐慌。所以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未来不得不将卢布贬值回最初水平,可能要回到1月份的水平,当时大概是1美元兑70至80卢布。

  最初我们让卢布升值,购买了所有必要设备来生产大部分商品。现在我们可以再让卢布贬值。这不是一个完美战略,但任何一种战略总是取决于它对经济中长期表现的影响。我认为它最后会奏效。

  重塑全球地缘竞争及能源格局

  曲强:高昂的能源价格给俄罗斯带来收益,但这会对俄罗斯和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吗?

  邵宇:这个阶段,卢布的走强显现出俄罗斯抗拒欧美,特别是美国金融制裁的一定效应。它用必不可少的石油需求维护了自己货币的主权。俄罗斯在供应链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目前可能无法取代。

  如果能对金融市场释放正面信息,市场能慢慢稳定下来的话,再考虑卢布适当贬值,可能会对能源出口有帮助。

  但对全球而言,现在能源的价格非常高。能源转型的一个逻辑是,让传统能源保持在一个(价格)较高位置,大家就会往新能源方向转移。这种转型可能会对全球格局包括化石能源、传统能源的需求发生一些中长期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曲强:如何看待美国对他国的制裁以及美元武器化?这会给全球化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邵宇: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人员、物资、技术、信息跟理念的全方位交流。我们习惯于把过去的全球化叫做全球化的3.0版,各国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

  三类国家构成了全球化循环的完整结构。第一类是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能源或者资源型国家;第二类叫做生产型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4%以上;最后一类消费型国家像南欧国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4%以上。

  但现在不管是地缘冲突还是一些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全球化结构断裂了。全球可能进入一种地缘竞争更激烈、不同国家的联盟形成竞争集团的过程,有点像一战跟二战之间的一种低迷状态。

  我们预测,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不管是资源型国家转型,生产型国家能力提升,还是约束消费型国家滥发货币,都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但这个平衡比较难达到。

资料图:卢布钞票。资料图:卢布钞票。

  俄挑战美元霸权,俄乌冲突带来哪些启示?

  曲强:俄政府正努力推动卢布与贸易伙伴国货币的结算,以越过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会对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产生什么影响?

  别洛希茨基:我认为“美式和平”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我们真的不在乎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政策让人大开眼界。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国际贸易的多元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分散、更独立地进行交易,从长远来看,我想美国有一天将不得不加入这种公平、平等的贸易体系中。俄罗斯只是为其他国家争取更多主权铺路,同时,我们随时都有坐在圆桌旁谈判的准备。

  邵宇:从短期来看,美元占市场份额80%,还是非常强劲的。货币不仅是用于交易,还用于投资,它有一个足够大的金融市场来吸收。上百年的努力,让美国得到了这种特权。

  俄罗斯搭建跟其他国家的直接货币交易系统是一种尝试,短期来看,比较难以撼动美元现有的全球构架。但从长期来看,像冻结央行储备等不友好、不明智的举动,最终会撼动现在的货币体系。

  我们可能期望有更多选择,包括多个清算系统、多种货币选择、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全新的考量。

  曲强:从乌克兰危机当中,可以总结出哪些应对思路?

  别洛希茨基:长期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俄罗斯)要不断调整以在未来能存活和发展下去。我们只能依靠平等稳定的伙伴关系。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应该和欧洲、美、英等国在平等地位上进一步交流。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而政府从来都是致力于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这种世界才是我理想中的世界。

  邵宇:俄乌冲突中的一系列制裁、技术细节等,其实对我们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未来的冲突是全方位的,可能涉及舆论、传播技术、金融、贸易、能源、供应链等各方面。

  我们要学到的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充分的自给自足,同时又能在经济循环方面,跟世界保持良好接触。

  尽管我们可能跟世界进行各种竞争,但只要是良性竞争,大家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遵循公平原则,未来不管什么样的冲突,都能安然度过,俄罗斯应该也一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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