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奖励、实为门槛？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看似“跳一跳就能够着”，实则掉进“连环套”

　　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专家建议，平台算法设计应更人性化，保障骑手身心健康

　　本报北京2月2日电(记者刘小燕)晚上10点，阿峰送完了最后一单外卖。回家打开软件后，他看到了上月跑单收入的最终数据：1月共收入15401.36元，其中活动奖励收入3342.6元，占比近22%。

　　春节前后，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反映，跑单数量越多，获得活动奖励的机会越大，赚取的奖励金额也越高。但名为奖励、实为门槛的设置，也使骑手陷入不停接单的劳动困局，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平台的活动每个月都不一样，但都是需要完成不同门槛的配送任务才有奖励，总之就是要多跑单。”据阿峰介绍，他1月31日参加了早中晚三个时段的“跑单礼”活动。按活动规则，阿峰在9点~15点跑单，完成9单奖励21元，完成21单奖励59元，完成27单奖励87元，完成33单奖励126元。为得到最高奖励，阿峰在该时段跑满了33单获得了126元，但此时他已经7个小时没吃饭了。

　　由于完成任务量按接单时间计算，有骑手为了接够活动时间段内的单量，还会冒险接单。“有时时间快截止了，单量还没满足奖励门槛，有的骑手就会一边骑车一边刷手机接单。”阿峰说，还有骑手尽管电瓶车电量快耗尽了，也要先接单，就是为了凑够单量，但这样会引发道路危险。

　　实打实的奖励数字，对骑手而言是有效的激励，却也给他们带来苦恼：一旦某段时间跑单量下降，不仅影响当时收入，还会对后续收入产生影响。在参加工作日“午高峰收入加速”活动时，阿峰的每单奖励有时为1.2元，有时却只有1元。“如果上周送单少，骑手等级就会下降，奖励也就下降了。”阿峰解释说，想要维持高等级，多接单、多送单就少不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郭元凯认为，平台推行的跑单奖励活动是一种用工管理手段，但并非可持续的方式。这种额外激励，很容易诱导骑手产生“跳一跳就能够着”的挑战心理，这就无形中延长了骑手的劳动时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增加了骑手身心健康的风险。

　　阿峰也坦言，跑单奖励活动更像是一串甜蜜的“陷阱”：“就像一个连环套，跑够了第二档奖励，就想着再够上第三档奖励，慢慢就越接越多。全部都想拿最高奖励的话，一天得跑20个小时，一天三顿饭都没法准点吃。”

　　“不可否认，跑单奖励活动对于增加骑手收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具有积极影响，但骑手应根据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工作量，不要把获奖励看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郭元凯建议，平台应将算法设计得更加人性化，保障骑手的身心健康。

基层立法联系点：搭建共商共建共享大舞台******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来自广东的毛红波、内蒙古的王春红、浙江的王世杰等社会公众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系统，建议加强对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展示展演活动的规范管理；基层立法联系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和一些社会公众建议增加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信息公开、鼓励社会参与的内容；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和一些社会公众建议进一步规范野生动物放生活动……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对外通报社会公众对法律草案意见时，首次对吸收采纳意见的具体情况作了反馈。扩大人民有序参与立法，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臧铁伟表示，这样做“更好体现了对公众意见的重视”。

　　据了解，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可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或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邮寄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31个省区市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反映意见。根据立法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法律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向社会通报。臧铁伟表示，发言人对具体个人所提供意见建议直接反馈，意在向参与立法的公民表达感谢，同时鼓励社会公众多多建言献策。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总数达32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孙镇平表示，3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区域人口达到5770多万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对关切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推动了人民有序参与国家立法过程，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更好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

　　“基层立法联系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国家立法‘直通车’，目前已就152部法律草案等征求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普通老百姓通过这个平台，‘原汁原味’地提出了15000多条意见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研究立法过程中能够随时听到来自基层群众各个方面的社情民意，并将其统一于国家立法制度设计之中。”孙镇平介绍，7年来，不断增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辐射带动全国各地设立了509个省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5000多个设区的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了三级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起了基层群众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舞台。

　　“通过这一机制和平台，老百姓既可以反映法律问题，也可以反映本地社会治理问题，大家共同协商来解决，有效提高了社会治理效能，推动了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促进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孙镇平介绍。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