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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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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了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涵、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侧重点等问题,本版特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赖德胜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1.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主持人: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内大循环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目前看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国内大循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蔡昉:总体来看进展良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虽然近几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如果把估算的GDP潜在增长率与同时期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实际增长率是基本符合潜在增长率的。不仅如此,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潜在增长率衡量的是供给侧的增长能力,能否得以实现还需要社会总需求予以支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大背景下,我国能够长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得益于投资和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二者成为总需求的重要拉动力。其次,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通过观察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等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可以看出,2010年之后这些均呈现下降趋势,近两年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持续改善。

  赖德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国内循环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近两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国内大循环的渠道日益畅通,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日益增强。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加大了市场化改革的力度,继2020年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后,2022年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化了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国内市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持续增强。

  刘伟: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畅通循环,在多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国内循环的基础有了明显改善。首先是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社会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为扩大消费打下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和乡村发展潜力。这些都有助于释放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为继续扩大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企业创新创业、扩大投资提供良好环境。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并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也有助于未来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最后是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高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跃进,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加完善,在数字经济、5G通信、载人航天、新能源、高速铁路和新一代核电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我国已跃升至第12位。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居世界第2位,科技类人力资源总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为世界第一。

  2.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主持人:应当从哪些维度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赖德胜:所谓内生动力,是指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力量,比如内需的规模及其成长性,它隐藏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连接之中。可靠性则指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及其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一般来说,内生动力越强,可靠性也就越强,同时,可靠性增强了,也能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供给的质量,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超大规模而且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稳经济的定海神针,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理,如果产业链供应链有更强韧性,国内大循环有更高安全性,则能为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虽不断增强,但根基还不够稳固,还面临消费趋于收缩、供给面临冲击、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等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

  刘伟: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需求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链等方式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基于上述观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有助于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提升经济行稳致远的可靠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仅为国内循环提供需求支撑,也对外部供给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是高质量的供给能力,我国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初步具备满足更高需求水平的供给能力;三是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许多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国内循环对国际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基于这三方面优势,进一步畅通地区间、城乡间的经济循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会让国内市场对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产生更大吸引力,从而在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同时,既能保障国内循环的可靠性,也能提高国际循环的可靠性。

  主持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伟:第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能够更好满足供需均衡的要求,有利于把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我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市场主体自发性支出的意愿,以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第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这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首先要确保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我国在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迅速补齐在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和部分基础原材料等领域的短板。其次是通过积极发挥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部分产业国际领先的优势,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实现更高质量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第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一方面,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从供给侧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个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这有赖于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切实扭转部分经济主体转弱的预期,杜绝一些主要风险点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赖德胜:首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6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人,已积累起了巨量人力资本,配置好、使用好这些人力资本,使各类人才奔涌而出,有助于促进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其次,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需求,包括进一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并提高统筹层次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增进农民的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蔡昉: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所以加强需求管理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点。我认为当前应特别关注投资需求,从提高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不断提高,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地配置资金来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这意味着,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疏通要素流动渠道,营造更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除了提高投资需求,还要从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3.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还强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国际循环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刘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有效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当前,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经济在国际循环方面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一是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两头在外、低附加值的出口模式,以适应国际需求相对下降、国际贸易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二是传统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需要有所改变,否则会导致国内环境和资源负担加重,企业利润率较低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三是在进口方面需改变总量不足、结构不安全的问题;四是需加快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变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过程中,既要不断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完善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以及配套性政策,以此促进全方位各领域深化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完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双、多边经贸协议,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供给者、制定者。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国内循环为主时动力不足、倚重国际循环时安全性不够的困境,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首先,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坚持稳中求进,努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协调,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其次,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切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既可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可缓解当前依赖国际循环时出现的关键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安全问题。最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形成对有关国家“脱钩断链”的实质性约束与反制。当前应重点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放宽、优化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措施,充分利用好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的吸引力,大力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加入进程,向世界展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与积极预期。

  赖德胜: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此,应发挥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使制造业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蔡昉: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求我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一个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通过加快创新发展逐步使我国成为更多高端产品的出口国。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下降,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日益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另一个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借助规模经济优势获得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内外联动的国际循环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这一模式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的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这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优势条件。

  4.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如何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

  蔡昉: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看,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过程中,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在满足更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同时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投资需求。当前我国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不少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新的发展动能,相关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防止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防止制造业发生早熟型萎缩。需求侧管理则应着眼于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进一步扩大内需,应继续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继续改善分配结构,特别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加快实质性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速度。

  刘伟: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能走社会总需求低层次总量扩张的路径,搞大水漫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会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而是要扩大高质量的社会总需求。必须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秩序,培育内需体系,在竞争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用高质量的内需牵引出高质量的供给。应更加强调需求管理的重要性,注重有效防范和化解因需求收缩可能引发经济失速的风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赖德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为此,应着力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更加匹配,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市场主体适应需求变化、引导需求发展的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安全发展,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增强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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